日前，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吉01刑终309号刑事裁定书，在司法公开平台正式公布。

这份终审裁定背后是一起牵涉两家银行、涉案金额超千万元的贷款诈骗及骗取贷款案。

租牛顶名：初中文化男子导演千万骗贷案

时间拉回2022年，这场骗贷案的主角刘某权——一名1970年出生于吉林四平、仅有初中文化的男子，因自身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将主意打到了“顶名贷款”上。

他找到1985年出生、同为公主岭人的朋友李某帮忙，而李某也爽快应允，随后联系到1991年出生的徐某与1996年出生的任某东，这两人均为公主岭或四平籍，且都有前科：徐某曾因犯罪被判有期徒刑九个月、罚金五千元，任某东则曾获刑七个月、罚金五千元。刘某权向三人承诺给予好处，让他们充当贷款“顶名人”，自己则躲在幕后操作。

2022年6月，骗贷第一步启动——刘某权从“鲍某”处租来297头活体牛，将这些牛作为抵押物，在公主岭市某乾畜牧场，以任某东的名义向公主岭华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兴银行”）申请贷款。

贷款获批后，刘某权“擅自改变贷款用途，将贷款大部分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租牛”。

仅仅两个月后的8月1日，他又以类似方式在华兴银行贷得500万元，同样将资金挪作他用，甚至“私自出售作为部分抵押物的牛”——这种釜底抽薪的操作，直接导致贷款到期后无力归还。

据裁定书记载，案发前刘某权仅向华兴银行归还利息72.2万元，尚有827.8万元本金未能偿还。

这边华兴银行的欠款未还，刘某权又将目标转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公主岭支公司（下称“吉林银行”）。

2022年12月，他先以徐某的名义，用虚假购牛合同和活体牛抵押申请贷款；不久后，又以自己儿子刘某岐的名义，再次用活体牛抵押与虚假购牛合同，从吉林银行贷出280万元。

除了主导上述贷款诈骗，刘某权还牵涉另一起骗取贷款案。

2022年1月，他找到朋友郭某山（另案处理），以“养牛政府有补贴，前景好”为由劝说其参与，随后又在4月称“国家有政策，能用活牛作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并主动提出帮郭某山联系银行、借钱让其买牛。

与此同时，他授意郭某山与林某臣签订一份虚假购牛合同，以林某臣的名义向吉林银行申请贷款650万元。贷款到账后，郭某山按刘某权要求转账50万元给对方，自己则用13万元偿还个人贷款、13万元用于个人花销，剩余钱款才投入饲料采购与养牛。

可后续因经营不善，加上郭某山私自销售抵押牛，银行监管时发现抵押活牛缺少200头，到2024年1月，监管头数仅剩余110头，这笔650万贷款最终也无法归还。

银行漏洞：好处费开路，风控防线全面失守

该案的侦破与审理，同时揭开了两家涉案银行在信贷管理中的深层漏洞，内部人员收受好处费与风控流程失效形成的“灰色通道”，成为骗贷行为滋生的温床。

裁判文书在认定刘某权骗取贷款罪事实时明确记载，2022年4月其帮助郭某山办理吉林银行650万元贷款期间，“还负责帮助郭某山联系银行办理手续、给银行工作人员好处费”。

这一细节证实，银行内部人员存在收受利益、为违规贷款“开绿灯”的行为，正是这种权钱交易的存在，使得刘某权团伙的虚假材料能够顺利通过审批。

更值得警惕的是两家银行在风控全流程中的系统性缺失。在贷前调查环节，华兴银行与吉林银行均未核实抵押物的真实权属——刘某权用于抵押的297头活体牛实为租赁所得，并非其或顶名人所有，而银行仅凭表面材料便认可了抵押物的有效性。

对于贷款用途的真实性审核同样流于形式：刘某权提交的购牛合同均为伪造，但银行未对交易背景、资金流向的合理性进行核查，使得“购牛贷款”最终大量用于个人债务偿还等非约定用途。

贷后监管的失效则让诈骗行为得以持续发酵。吉林银行在2023年4月的贷后检查中才发现某畜牧场抵押活牛缺少200头，此时距离贷款发放已近一年；到2024年1月，该批抵押牛仅剩余110头，监管滞后性显而易见。

华兴银行更是对刘某权“私自出售抵押物”的行为毫无察觉，直至贷款到期无法归还才发现抵押物早已被处置。这种“重审批、轻管理”的模式，使得银行在面对虚假抵押、挪用资金等风险时几乎毫无抵御能力。

终审落槌：四人获刑，退赔金额超千万

根据裁判文书披露，本案犯罪嫌疑人到案情况各有不同。案发后，刘某权、李某被警方抓获；徐某、任某东因此前犯罪，在公主岭市看守所服刑期间被牵涉本案。具体羁押信息显示，李某2024年3月16日被取保候审，同年6月14日被逮捕，目前羁押于长春市看守所；徐某、任某东均于2024年3月25日被刑事拘留，4月18日被逮捕，徐某羁押地未作额外说明，任某东则继续在看守所服刑。

2025年6月9日，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刘某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贷款，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贷款诈骗罪；同时其帮助他人骗取贷款造成重大损失，构成骗取贷款罪，两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李某明知刘某权不符合贷款条件仍提供帮助，构成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徐某、任某东作为顶名人参与骗贷，均构成骗取贷款罪，其中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与前罪数罪并罚”，任某东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与前罪数罪并罚”。此外，法院还责令刘某权向华兴银行退赔违法所得827.8万元，向吉林银行退赔490万元，李某、徐某则需在对应数额内与刘某权承担连带退赔责任。

一审宣判后，刘某权不服提出上诉，理由包括“虽让他人顶名贷款，但通过倒买倒卖牛赚取差价，有还款能力，已累计还贷约100万元，只因疫情、牛价下滑导致亏空，不构成贷款诈骗罪”“没有帮助郭某山骗取贷款的故意，李某并非自己指派”“原审判决量刑过重”。

但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查明，“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认定该事实的证据均已在一审庭审中举证、质证，并经二审确认”。

法院进一步指出，综合证据可证实刘某权“以租赁的活牛作为抵押物，通过假办营业执照、伪造购牛合同、养殖场租赁协议等方式以他人名义申请贷款，擅自改变贷款用途，将大部分贷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且私自变卖抵押物导致贷款无法归还，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足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其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同时其帮助郭某山骗贷的故意明确，故对其上诉理由全部不予支持，最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且“本裁定为终审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