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成都银行（601838）披露的一则公告，为一段横跨八年的资本征程画上了句点。

公告显示，公司737.7万股首发限售股将于2026年2月2日（因非交易日顺延）正式上市流通。

这笔股份仅占当前总股本的0.17%，体量虽小，象征意义却尤为厚重——随着这批由167名时任董监高及其亲属、核心员工持有的股份解禁，成都银行的限售流通股将彻底清零，自2018年1月31日上市以来，历经八载寒暑，该行正式迈入“全流通”时代。

巧合的是，这一里程碑时刻，恰逢资本市场情绪的低迷期。

回望2025年，成都银行股价曾在6月冲高至20.07元，尽显意气风发；但此后走势逐步承压，步履蹒跚。

截至2026年1月27日收盘，股价报15.74元，较2025年高点回落超20%。全流通大幕拉开之际，这场本该是资本层面的“成人礼”，并未伴随市场欢呼，反而在业绩增速放缓与内控风波的交织下，透出几分沉重的底色。

八年磨一剑：超长锁定期的信心背书

梳理成都银行的限售股解禁历程，2月2日解禁的这批股份，是该行上市以来最后一批“长跑筹码”。

其96个月（八年）的锁定期，涉及167名上市前时任董监高及其近亲属、持股超5万股的骨干职工，在A股市场中，如此超长周期的自愿锁定并不多见。这批核心股份解禁后，成都银行42.4亿股总股本将实现100%全流通，限售流通股正式归零。

这一过程，既是管理层对公司跨越周期发展的信心背书，也完整见证了该行八年间的股本扩张之路——总股本从上市之初的36.1亿股增至42.4亿股，其中80亿元“成银转债”转股贡献了6.26亿股的增量，成为股本扩张的核心驱动力。

与此同时，这批长期持股的股东，也深度分享了资本溢价的红利。即使不考虑历年现金分红因素，即便在15.74元的当前低位（较2025年6月高点回落超20%），相较于6.99元的发行价，其初始筹码的账面浮盈仍达约125%。

为缓冲对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冲击，公告中设置了明确的减持约束：解禁后每年转让比例不超过持股总数的15%，五年内累计转让比例不超过50%。这种分步释放的制度安排，结合仅0.17%的总股本占比，将这批股份对市场的实际冲击降至最低，也体现了股东与公司长期绑定的导向。

全流通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成都银行的估值将彻底告别限售股带来的制度性屏障，纯粹回归基本面定价。

而当前公司在业绩与内控方面呈现的阶段性压力，正是其长期经营模式在宏观环境变化下的客观反映。

盛宴后的消化期：业绩承压与增长模式瓶颈

作为曾连续多年位居城商行ROE榜首的标杆企业，成都银行深度绑定西南区域发展红利，依靠“重信贷、轻零售”模式及对公、政信类业务实现规模狂飙，贷款总额从2021年的3896.3亿元增至2025年三季度的8462.5亿元，增幅达117%。

但这种“以量补价”逻辑对资本消耗极大，同期风险加权资产从5310.1亿元膨胀至9757.8亿元，“重资本”模式边际效益逐步递减，叠加16亿元债市投资浮亏、725万元内控罚单，业绩增长的隐忧全面显性化。

财务数据的结构性滑坡，更揭示了增长背后的隐忧：营收增速从2021年的22.5%逐步下行，2024年降至5.9%，2025年前三季度仅余3%，业绩增长的动能持续弱化。

盈利空间的收窄更为显著。净息差从2021年的2.13%降至1.58%，核心原因在于资产端与负债端的增速错配：生息资产收益率从4.3%降至3.59%，下行71个基点；而计息负债成本率仅从2.17%微降至2.01%，降幅仅16个基点。资产端受LPR下调及行业竞争加剧影响收益率快速回落，负债端成本保持刚性，两端挤压下，盈利“安全垫”持续变薄。

利润含金量下降与资产质量压力并存，拨备调节虽平滑了业绩波动，却掩盖了核销金额从1.08亿元飙升至10.50亿元的风险信号，部分资产风险正逐步显性化。

此外，资产负债表深处的隐形亏损也不容忽视，2025年前三季度，“其他债权投资”科目受债市回调影响亏损16.8亿元，导致其他综合收益从上年同期盈利1.3亿元转为巨亏16亿元。

即便80亿元可转债转股补充了资本与股本，但在营收萎缩与净资产减损的双重影响下，每股收益被严重摊薄，股价回落本质上是市场对公司经营“失速”现实的理性重估。

全流通新格局：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深耕

在全流通正式落地前夕，成都银行已提前半年完成核心管理层更迭。2025年8月17日，因组织工作调动安排，时任董事长王晖辞去成都银行所有职务，转任成都农商银行党委书记并获提名为董事长；同期，成都农商银行原董事长黄建军重返成都银行，出任党委书记并获提名董事长一职，两家银行掌门人实现对调。这一人事调整先于全流通落地，为公司发展阶段切换铺路，标志着王晖主导的万亿规模扩张阶段正式收尾，黄建军接棒开启新周期。

王晖与成都银行结缘20年，2005年加入该行，2018年起担任董事长，正是其任职期间推动银行2018年上市，并实现资产规模从不足4500亿元增至超1.3万亿元的跨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连续5年位居A股上市银行榜首，奠定了区域标杆地位。而黄建军本就是成都银行“老人”，早年深耕该行多年，历任行长助理、副行长等职，2020年调任成都农商银行，后升任董事长，此次属时隔5年回归老东家。

黄建军在成都农商银行任职期间，曾推动该行资产规模逼近万亿，更将不良率从1.32%压降至1.02%，积累了丰富的风险处置与稳健经营经验。如今接棒成都银行，其核心任务已非规模扩张——面对营收增速放缓、净息差收窄的现状，如何平衡分红稳健性与资产质量防线，成为其首要解决的经营课题。

这一转型离不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政策红利，关键在于摆脱“以量补价”的路径依赖，探索更高效的轻资本模式。

王晖时代留下的0.66%不良率与17.8%高ROE，是成都银行的重要发展印记，但拨备红利释放空间已逐步收窄，“重资本”模式难以为继。黄建军如何将过往风险处置经验转化为常态化防控能力，在“稳增长”与“提质量”间找到平衡，决定着新周期的经营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