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贵州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上，一个提前征集的投资者问题被摆上台面，问得很直接：贵阳银行（601997）胜诉获得的那16套深圳房产，处置流程走到哪一步了？预计什么时候启动拍卖、实现回款？

对于市场最关心的处置时间表，贵阳银行管理层没有给出正面回答。官方只说了一句：2024年12月已收到一审胜诉判决，目前正积极对接法院、配合推进相关房产处置流程，以保全银行权益，后续也会按规定及时披露信息。至于具体的拍卖节点和回款时间，答复里一个字都没有提。

简短的官方回应背后，是一桩涉案规模超过16亿元的陈年信贷旧案。在这之前，案件的资产处置进度一直处于低调推进状态，外界很难看清实际动向。而就在近期，这批搁置许久的房产处置，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

押注铜王的百亿风控骗局

将时间拨回五年前，这笔贷款的诞生，正值房地产与大宗商品周期的繁荣尾声。

2021年6月，贵阳银行双龙航空港支行与贵州国际商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向其提供高达16亿元人民币的授信敞口，期限三年。从股权结构看，这家借款企业由深圳正威（集团）有限公司绝对控股，持股比例达95.55%，实际控制人正是曾以千亿资产名噪一时、被称为“世界铜王”的王文银。

为了保障这笔巨额授信的安全，贵阳银行当年搭建了看起来极为严密的风控防线：首先，由深圳正威集团、王文银及其妻子刘结红、华威聚酰亚胺等四方主体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次，拉来正威集团、诚威新材料等四家关联公司及自然人鞠皖苏，以这五名主体名下合计16套位于深圳的房屋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最后，还追加了深圳正威集团与正威国际集团两家公司持有的相关股权作为最高额质押担保。

在那个时点，这笔贷款有“世界500强实控人”背书，又押上了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的房产和股权，看起来确实是一道很牢靠的防线。

然而，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与正威集团自身资金链断裂，昔日的信用基础迅速瓦解。因借款人未能按时归还借款本息及商业汇票垫款，大额授信敞口变成了现实的坏账风险。

2024年2月，贵阳银行一纸诉状，将王文银及正威系等10名被告一并告上法庭，涉案总金额暂计16.58亿元。

穿透这笔巨额债权，其底层包含了贷款本金2.92亿元、票据垫款本金11.18亿元以及未到期承兑金额2.18亿元。

同年12月18日，贵阳银行等来了一审胜诉判决，法院判令贵州国际限期支付借款本金2.92亿元、商业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12.92亿元及相应的高额逾期利息，并明确贵阳银行对这16套深圳房产及相关质押股权的拍卖、变卖价款，在16亿元及利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不过，一纸胜诉判决，往往只是漫长追偿路的开始；从优先受偿权到真实现金回笼之间，还横亘着难以忽视的估值与现实差距。

一场注定“骨折”的财富回笼

时间来到2026年5月，这批抵押资产终于迎来了司法处置的实质动作。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阿里资产平台发布公告，首批挂牌的6套办公用房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农科商务办公楼，具体为901、902、903、907、909、910号，定于5月29日至30日进行首次拍卖。

然而，司法评估报告所揭示的数据落差颇为明显。这6套房产总面积1179.34平方米，地处深圳核心区，评估总价却仅有约3262万元，折合单价约2.76万元/平方米，整体起拍价定为2935.80万元。用这个估值粗略推算，即便16套抵押房产全部以评估价附近的价格成交，回笼资金恐怕也难以突破一亿元。对照贵阳银行16.58亿元的涉案敞口——其中包含贷款本金2.92亿元、票据垫款本金超过11亿元——抵押物处置能回收的部分，实在说不上宽裕。

除了价值缺口，资产附带的一些权属与政策问题，也让它的市场吸引力打了折扣。拍卖公告明确提示，房屋仍由被执行人实际占有，“后续交付需要一定时间”，买方需要承担清场的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同时，竞买人还必须自行确认具备深圳购房资格，否则高达550万元的保证金将不予退还。这些限制条件摆在面前，自然会劝退相当一部分意向买家。

这种“胜诉但变现难”的局面，已经直接映射在贵阳银行2025年的财报数据里。先看2025年当年，全行贷款增速仅为3.88%，总额停留在3523亿元，扩表节奏明显迟缓；而“抵债资产”原值却从年初的14.93亿元增至年末的26.16亿元，一年之内膨胀了75.2%。再把时间拉长一点观察，该项资产的净值已从2023年末的9.86亿元攀升至2025年末的22.96亿元，两年时间翻了一倍有余。穿透这些新增抵债资产的构成，25.94亿元（占到抵债资产原值的99%以上）均为流动性较差的“房屋及建筑物”，结构高度集中。随着这些实物资产入表，处置压力也随之兑现为真金白银的消耗：2025年，贵阳银行针对抵债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由上年末的1.14亿元跳升至3.21亿元，增幅近两倍。尽管该行对外表示已对“铜王”案相关敞口全额计提减值，但从资产负债表的实际变动来看，大量不良贷款正在转化为难以出清的表内实物资产，这既加重了资产流转的负担，也为后续处置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别让银行变成“房东”

这16亿元贷款最终演变为变现困难的司法执行案，在城商行群体中并非孤例。卷入正威系债务泥潭的银行不止一家，齐商银行向淄博正威发放的5000万元贷款，2024年3月胜诉后，便因正威集团资产被多轮查封而陷入执行停滞。

跳出正威系来看，贵阳银行自己更早之前就咽下过类似的苦果，那就是在“抵押物＋胜诉＝安全”的惯性逻辑下酿成的九州名城案。这桩旧案发端于一笔漫长的非标资产演变。2013年12月，贵阳银行以5亿元对价买入一笔信托受益权，穿透后的底层资产，是贵州九州名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同年9月获得的一笔5亿元、期限3年的委托贷款。随着风险逐渐暴露，2018年，贵阳银行通过协议直接取得了该笔委托贷款的债权及其追索权、担保权利。此后案件进入漫长的司法拉锯，直到2022年，贵阳银行才拿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胜诉判决，债权投资本金被锁定为3.15亿元及相应的利息、复利与罚息，借款人九州名城及连带责任人被判令履行还款义务。问题是，省高院的终审胜诉，在底层资产已经失去流动性的现实面前，依然使不上力。贵阳银行随后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依法立案并采取了调查和处置措施，但最终在2024年7月作出裁定，宣告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的措辞直白而无奈：“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已发现的财产均已处置完毕，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到此，这3.15亿元本金已基本失去回收可能，贵阳银行在此前年度对该笔债权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从2013年买入信托受益权，到2024年执行终本，十一年间走完了从“有抵押物、有胜诉”到“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完整循环。

类似的折价故事，在业内并不难找。温州银行追索上海世茂6.57亿元逾期债务时，法院于2023年1月裁定拍卖关联企业名下包含108套别墅在内的126套房产。2023至2025年间，这批房产多次流拍，最终以评估价七成左右成交，合计回收约3.3亿元，实际债权回收率仅五成上下。到2026年5月，因剩余债务进入终本程序，温州银行又为此追加计提了1.8亿元减值准备。同样在加快处置节奏的还有兰州农商行，2025年11月，该行将近200套涵盖住宅、商业和办公的抵债房产集中在京东拍卖平台挂牌，折价幅度普遍在三成以上。

这些横跨多家机构的案例，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当底层资产失去流动性，纸面上的胜诉和优先受偿权，往往远不足以对冲最终的财务损失。

从跨度逾十年的九州名城案，到眼下16套深圳房产的法拍，这些案例串起了一条相似的链条：大额授信放出、违约发生、胜诉拿到、抵押物推上拍卖，最终回收的金额却远不及纸面债权。对贵阳银行来说，这条链条上的每一次“变现落差”，最终都以拨备计提的方式，实实在在地传导进了财务报表。

当越来越多的不良贷款转化为抵债资产，又迟迟难以出清，对抵押物的依赖在周期面前便显得不再那么可靠。对城商行而言，如何在信贷投放中更扎实地穿透到底层经营现金流，而不只是停留在抵押物的价值估算上，正在成为一道避不开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