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正式终止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的银联成员资格。这一调整直接导致在华外资银行银联成员数量从9家缩减至8家。

20年银联成员资格被终止

作为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家级银行卡联合组织，中国银联自2002年成立以来，已逐步构建起覆盖全球181个国家和地区的支付网络。截至2025年5月，其核心成员银行达246家，涵盖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及外资银行五大类，形成了多元化的支付生态体系。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银联成员资格意味着通过合规认证后，可接入银联跨行信息交换网络，发行带有银联标识的银行卡，同时参与银联行业规则制定；而对於外资银行来说，这一资格更是其深度融入中国本土支付生态、拓展业务场景的关键通道。

目前在华持有银联成员资格的外资银行包括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东亚银行、星展银行、瑞穗银行、德意志银行、三菱日联银行及恒生银行等。

2004年是外资银行规模化入盟的起点，当年4月，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东亚银行及恒生银行4家香港机构集体加入银联网络，成为首批外资成员。其中，汇丰与渣打通过发行银联人民币信用卡、开通ATM受理服务，率先为跨境游客提供支付便利，成为银联国际化起步阶段的重要合作伙伴。

2005年，花旗银行的入盟填补了美资银行在银联外资成员中的空白——当年9月，花旗与银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首次实现银联卡在花旗全球ATM网络的受理，同时花旗国际卡也可在银联ATM机使用，标志着花旗正式成为银联成员。

此后，外资银行入盟持续推进：2009年7月，星展银行（新加坡）正式获得成员资格，同年德意志银行通过与华夏银行合作发行联名银联卡间接入局，形成欧美、东南亚资本共同参与的格局；2010年后，日资银行加速布局，三菱日联银行旗下NICOS公司于2010年发行银联日元标准信用卡，成为首批深度参与的日资机构，进一步丰富了银联外资成员的区域构成。

退出中国内地个人业务市场

花旗与中国市场的渊源始于1902年5月，当时其在上海设立分行，成为清末民初外资金融力量的代表，随后在广州、北京等14个城市拓展网点，专注于进出口信贷与外汇业务，为早期中外贸易提供金融支持。

1949年后，花旗暂停在华经营性业务，直至1995年重新获得银行牌照，成为中国金融开放初期首批恢复业务的外资银行，彼时业务重点集中在服务跨国企业，为后续本土化发展奠定基础。

2007年4月，花旗完成关键战略升级，成立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为首批在华注册的本地法人银行，这一身份转变打破了外资银行在华业务限制，使其得以全面参与零售金融市场竞争；依托该身份与2005年获得的银联成员资格，花旗在华个人业务进入黄金发展期，2008年推出首款银联标准人民币借记卡，2012年首发独立银联人民币信用卡，通过银联网络实现境内外支付场景全覆盖，成为外资银行中零售业务的重要参与者。

转折发生在2021年4月，花旗集团宣布全球战略重大调整，计划退出亚洲、欧洲等14个市场的个人银行业务，中国内地位列其中。

在中国市场，花旗的退出程序有序推进。2022年12月停止受理新信用卡及房贷申请；2024年1月公告自当年5月6日起终止个人信用卡交易功能，包括刷卡消费、第三方支付绑定等核心场景；同年6月完成个人业务网点关闭；直至2025年8月银联成员资格终止，个人业务清算通道彻底关闭。其间，花旗与富邦华一银行达成协议，由后者承接信用卡售后及未结清欠款业务，确保客户服务平稳过渡。

伴随业务收缩的是花旗中国人事架构的系统性调整。2024年初，深耕个人业务的前总裁林钰华退休，具有二十余年对公业务经验的陆烜接任，被外界视为“从零售扩张到机构深耕”的标志性转换，陆烜任内主导将个人财富管理业务转让给汇丰中国，推动超300名相关员工转至汇丰团队，并加速信用卡业务清算收尾。

2024年11月陆烜因个人原因离职后，花旗香港及澳门区行政总裁辛葆琏与财资贸易金融部主管杨长浩临时接任，确保机构业务整合持续推进。

2025年6月，花旗正式任命资深跨境金融专家张文杰为中国区总裁，其曾担任美国银行中国区执行总裁，三十年企业银行与跨境服务经验与花旗聚焦“中国企业出海”和“外资入华”的战略高度契合；同期，监管核准辛葆琏出任花旗中国董事长。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6月花旗宣布缩减上海和大连全球技术解决中心人员约3500人，通过简化架构降低运营成本，补偿方案最高达“N+6”，而广州技术中心及花旗中国本土业务不受影响。

收缩个人业务的同时，花旗明确将资源聚焦于企业与机构业务。目前其在华保留的核心业务包括：为跨国企业提供贸易融资、现金管理服务，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跨境金融服务，以及为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市场提供托管结算等配套服务。

全球战略收缩

2021年4月，花旗集团在一季度财报发布期间宣布重大战略调整，计划退出全球14个市场的个人银行业务。

根据花旗集团官方声明及权威信源披露，此次退出涉及的市场涵盖亚洲、欧洲、中东、非洲及美洲多个区域，具体包括澳大利亚、巴林、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波兰、俄罗斯、泰国、越南等亚洲及欧洲市场，以及墨西哥和巴林。

从战略背景来看，花旗集团当时的全球业务评估显示，上述市场的个人银行业务“缺乏竞争所需的规模优势”。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洁恩（Jane Fraser）在声明中明确表示，集团需将资本和资源重新配置至回报率更高的领域，尤其是亚洲财富管理和机构业务。这一调整并非基于短期业绩波动——事实上，花旗中国个人银行业务在2020年疫情期间仍实现利润增长，部分QDII理财产品回报率高达100%——而是出于长期战略考量，即集中资源深耕更具协同效应的业务板块。

具体到退出原因，除全球战略聚焦外，外资银行在零售业务领域普遍面临的现实压力也成为重要推手。

一方面，普通零售业务运营成本高昂，尤其在物理网点、基础理财等标准化服务领域，外资银行难以与本土机构的规模优势竞争；另一方面，移动支付普及和数字化转型加速，使得传统个人银行业务的线上替代率持续提升，低收益业务的边际效益递减明显。

花旗中国CEO林钰华在采访中坦言，这是一个“艰难的长远决定”，旨在将资源集中于更高效的对公业务和全球网络优势领域。

截至2025年，花旗的退出计划已进入收尾阶段。而从全球范围看，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9个市场的个人业务portfolio已完成出售，韩国、俄罗斯等地的业务关停程序仍在推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