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晚间，一份编号为“证监立案字0142025031”的证监会立案告知书送达*ST东通（300379）董事长黄永军手中。

冰冷数字背后是监管的严厉态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这位51岁的公司实际控制人被正式立案调查。

涉嫌财务造假，退市警铃长鸣

《财中社》注意到，这已是四个月内*ST东通收到的第二张立案告知书。

今年4月14日，公司本身因涉嫌财务造假被立案调查，编号为“证监立案字0142025025”的文书直指公司涉嫌定期报告等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两案叠加之下，6.9万投资者突然站在了财富蒸发的悬崖边缘。

公司声明生产经营正常，黄永军将积极配合调查。但若后续经证监会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强制退市。

监管风暴并非突如其来。

2024年4月，北京证监局就对*ST东通下发《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查明公司在2022年确认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两个项目收入时，存在收入确认违规、财务数据失实，导致2022年年报信息披露严重失实。这一监管措施揭开了公司内控问题的冰山一角。

黄永军与*ST东通的故事

黄永军，1974年5月出生，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图像传输与处理专业。2009年至2019年5月，任北京东方通网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4月起历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2021年12月15日，当选政协北京市丰台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黄永军最初的身份是网络安全公司微智信业的创始人及实控人。2016年，东方通以5.81亿元收购微智信业100%股权，黄永军通过定增获得东方通928.64万股股份（后经转增增至1857.29万股，占股6.72%），并进入公司管理层。

2017年至2018年，黄永军通过“云南信托-招信智赢点山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买入和直接买入持续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与此同时，公司创始人张齐春逐步退出，张齐春及一致行动人（其子朱海东等）多次减持，为黄永军上位铺路。2017年4月，黄永军接任公司总经理；同年10月，张齐春辞去董事长职务，黄永军当选新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

关键转折在2018年1月16日，彼时张齐春与黄永军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将其持有的12.21%股份对应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黄永军行使。至此，黄永军合计控制21.09%的表决权，成为新任实控人。

截至目前，黄永军直接持股比例为7.35%，占比相对较低。从薪酬工资看，黄永军2017-2024年间，各年薪酬（万元）分别为32.23万元、45万元、90万元、131万元、34万元、88.5万元、48万元、96万元，八年合计564.73万元。

《财中社》注意到，原实控人张齐春及其子朱海东通过陆续减持套现超过10亿元。Choice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1年期间，张齐春减持39次，变动部分参考市值合计9.59亿元；朱海东减持21次，变动部分参考市值合计1.3亿元。

披星戴帽，连续亏损与审计风暴

*ST东通的故事曾是中国基础软件国产化的励志样本。成立于1997年的这家企业，在IT圈被称为“国产中间件第一股”。1993年，当IBM、Oracle等国际巨头尚未全面布局中国市场时，东方通研发团队已推出首款国产消息中间件TongLINK。

在信创战略推动下，公司一度风光无限。其中间件产品在党政领域市占率超70%；在金融领域，建设银行、邮储银行等头部机构的核心系统都运行着东方通的中间件。

技术上，公司拥有900余项软著专利，与华为、阿里等3000余家合作伙伴完成4500余项兼容认证。2024年，公司中间件业务收入3.63亿元。

然而，这些业务优势未能转化为财务健康。

《财中社》注意到，公司已连续三年深陷亏损泥潭，2022年至2024年累计亏损金额12.88亿元，亏损延续到2025年一季度：营收1.34亿元，同比增77.41%，归母净利润仍亏损3054万元。

真正的危机爆发在2024年年报披露后。2025年4月，审计机构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对内部控制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导致审计机构“无法表示意见”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公司2022年的会计差错调整。因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两个项目合同终止，*ST东通调减2022年度营业收入1.17亿元，这一调整直接导致公司2022年净利润从盈利5921万元修正为亏损3937万元。

这一重大调整未被内部控制及时识别或纠正，暴露了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5月6日，公司股票简称由“东方通”变更为“*ST东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叠加“其他风险警示”。

从二级市场看，公司股价较43.55元峰值已跌至5元左右，降幅超过8成。截至8月8日早盘，公司股价报5.33元/股，跌幅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