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盘后，华夏银行（600015）披露了一则董事会决议公告：董事会于29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审议通过了组织经理层成员签订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三个要件”的议案。简单来说，就是再一次把年度和任期内的盈利能力、风控指标，与高管们的岗位聘任、薪酬兑现、追责机制，用白纸黑字的形式绑在了一起。

这套刚性色彩浓厚的契约化管理，2022年6月才首次在华夏银行落地。回过头看，此后几次续签的时间点，刚好都踩在了这家老牌股份行经营压力上升的阶段。

规模上去了，赚钱却没跟上

在华夏银行经理层的经营业绩责任书里，盈利能力和规模发展，一直是两个最核心的考核维度。不过，从2022年到2025年的财务数据来看，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核心造血能力并没有同步跟上来。

单看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的速度并不慢。2025年，华夏银行资产总额来到4.7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贷款总额2.6万亿元，增长8.5%；存款总额2.4万亿元，增长10.7%，存贷款的增量和增速都创下了近五年新高。

但规模往上走的同时，盈利端却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这背后最大的背景板，是净息差的持续收窄——从2022年的2.10%一路降至2025年的1.56%。

在这种环境下，继续靠做大资产基数来换取绝对收益，边际效应递减的压力已经很难忽略。2025年，该行营业收入919.1亿元，同比下降5.4%；归母净利润272亿元，同比下降1.7%，在当年A股上市股份行中，属于少有的营收与净利“双降”案例。

这轮盈利走弱，其实早有迹象。把时间拉长到四年来看，营业收入在2022年和2023年已经连续两年负增长，分别下降2.2%和0.6%。2024年营收短暂回正，似乎是一个喘息，但拆开结构就能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当年作为主力的利息净收入实际上大幅缩水了11.9%，营收之所以还能稳住，几乎全靠非利息收入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这项收益从上年的26亿元猛增至79.1亿元。

而这类收益高度依赖债券市场的波段交易，来得快，波动也大，很难指望它持续撑住场面。进入2025年，市场一波动，公允价值变动便由盈转亏，亏损35.4亿元，直接拖累非利息收入下降17.4%。与此同时，真正反映核心服务能力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已经从2022年的103.7亿元降至2025年的55.8亿元，四年间规模缩减近半——这才是把整体营收一步步拽进负增长的关键力量。

再把视角从收入端转向效率端，两个核心指标的走势同样不乐观。资产利润率从2022年的0.67%降到2025年的0.6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则从9%滑落至8.32%。“以量补价”的逻辑链条，到了这一步基本就转不动了。资产规模上得很快，利润却没有同步跟上，反而加速消耗了内生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也随之走低：2024年末尚有9.77%，2025年末降至9.38%，到2026年一季度末，进一步落到8.97%。

对签了经营“军令状”的经理层来说，资产赚钱效率在下降，资本约束又在趋紧，两头挤压之下，怎么找到新的盈利突破口，已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零售的账，迟早要还

如果说盈利端的疲软，多少还能归结为宏观环境和业务结构的叠加，那资产质量这一边的情况，则更多折射出前期快速扩张之后，眼下不得不经历的消化期。

先从账面看起。2025年末，华夏银行不良贷款率微降至1.55%，单看这个数字，已经是连续第五年改善了。但稍微往下一探，就不难发现，不良率之所以还能往下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贷款总额这个分母在快速变大——全年贷款总额增至2.6万亿元，增长8.5%，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不良余额的实际变化。实际上，不良贷款余额较上年增加了19.7亿元，达到398.9亿元。再进一步拆开来看，公司贷款不良率其实是在改善的，从1.59%降到了1.42%。对比之下，真正让市场和风控部门感到压力的，是零售信贷领域风险的集中暴露。

2020年到2022年那段时间，华夏银行经历过一轮零售业务的加速扩张。为了快速把规模做上去，客群准入的门槛在那一阶段有所下沉，这在当时并不难理解，但也为后来的资产质量演变埋下了隐患。随着宏观经济周期的转换，当时积累的信用风险在2025年出现了集中兑现。全行个人贷款不良率从2022年的1.51%逐步走高，到2025年更是跳涨0.31个百分点，来到2.11%，创下近年新高。

更棘手的是，个人贷款总规模已经连续两年收缩，2025年末降至6987.7亿元，同比下降3.2%，而不良余额却逆势增加了17.1亿元，达到147.3亿元——规模在缩，坏账在涨，两头挤压。

为了应对信用卡等领域的不良压力，华夏银行在2025年密集启动了不良资产出清。仅8月和12月，就在银登中心分两批挂牌了个人不良贷款转让项目，未偿本息合计超过220亿元。全年通过银登转让的信用卡不良资产规模超过300亿元。在极端的处置案例中，部分资产包的起拍价甚至低到未偿本息的1.5%，也就是市场上说的0.15折。

零售条线面临的压力，也反映在了人事分工的调整上。2025年12月末，华夏银行对管理层分工做了一次重要调整：原分管零售的副行长高波，转而分管金融市场业务；零售条线则改由另一位副行长唐一鸣接手，在分管科技的基础上兼管。这种分工上的重新布局，从侧面也能感受到零售业务在任期契约考核下的分量。

伴随着不良资产的大规模核销与折价转让，风险缓冲垫也在快速变薄。2025年，营收同比下降5.4%，为了对冲利润下滑的影响，该行在计提上有所保留——信用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全年计提254.2亿元，同比压降了11.7%，拨备池的“进水”速度明显放缓。而另一边，全年累计处置不良资产高达433.2亿元，其中呆账核销就占了329.6亿元，“出水”量相当大。一进一出之间，年末拨备覆盖率大幅下降18.59个百分点，至143.30%，自2019年以来首次实质性跌破150%的监管参考线。贷款拨备率也从2.59%降至2.23%。

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信号：作为潜在不良“蓄水池”的关注类贷款余额，在2025年大幅反弹75.4亿元，达到685.8亿元，占比升至2.67%。在不良生成压力仍然不小的背景下，安全垫却在变薄，这对新一届管理层来说，压力是实实在在的。

追责，停在了中基层

“三个要件”之所以被看作刚性考核体系，核心逻辑并不复杂：经营和风控指标完成得怎么样，直接跟高管的薪酬增减、甚至追索扣回挂起钩来。

不过，翻看华夏银行近几年披露的薪酬和追责数据，这套机制在实际执行中，呈现出的却是一种明显的结构分层。

华夏银行的高管薪酬，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双轨制”结构。一边是市管干部——董事长、行长、副行长都算在内，薪酬由地方国资委严格核定，近几年账面应付薪酬基本稳定在70万到90万这个区间。

另一边，是没有纳入市管序列的市场化专业高管，薪酬水平往往要高出一大截。举一个直观的例子：2024年，原董事会秘书宋继清、原首席审计官刘春华的税前报酬分别达到261.1万元和260.7万元，大概是同期董事长和行长薪酬的三倍还多。

2025年，华夏银行披露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合计1329.6万元，比上一年的2399.1万元少了超过40%。乍一看，降幅不小。但如果细看变化背后的原因，就会发现这轮缩水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业绩下滑触发了普遍降薪，而更多来自统计口径的调整和人员更迭——领薪高管人数从30人减到了22人，监事不再纳入统计，同时好几位两百万元级别的高薪非市管岗位人员陆续到龄离任。

这里面，副行长杨伟的情况就挺典型：他在临近退休前出任董事会秘书，实际履职仅9个月就离任了。反观那些持续在任的市管副行长，按权责发生制计算的年度完整薪酬（含递延兑现的部分），在2022年到2024年之间其实是逐年微增的。

还是以杨伟为例，他作为副行长的完整年度薪酬，从2022年的98.4万元一步步升到了2024年的103.4万元，并没有因为营业收入连续走弱而出现实质性的大幅扣减。

再看绩效薪酬的追索扣回，又是另一番景象。2025年，营收和净利双降，拨备覆盖率跌到143.30%，全行因各类内控合规问题被监管开出超过1.2亿元的罚单——在这样一个承压的局面下，华夏银行确实执行了“反向讨薪”：全年对577名员工追索扣回绩效薪酬985万元。但这个力度，比起2024年（对751人追索扣回2220.7万元），不但没有随着风险暴露的程度而收紧，反而明显缩减了，降幅约56%。更引人注意的是，年报里有一句明确的表述：“对高级管理人员无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情况。”也就是说，这场问责最终停在了中基层。

人事更迭之间，李民吉时代落幕。由董事长杨书剑领衔的新一届高管团队已悉数到位，首席信息官龚伟华、首席风险官方宜等多位核心成员均有深厚的“北银系”背景。2026年7月底完成的这一轮任期契约续签，是新班子对未来三年的第一份正式答卷。

站在“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华夏银行要面对的，显然不只是财报上几个百分点的涨跌。契约已经签了，接下来的真正考验，在于这些白纸黑字的指标能否在接下来的经营周期里一一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