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华创云信（601555）公告称，华创证券近日收到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其起诉姜伟的股票质押借款违约案已获一审支持。法院判令姜伟偿还华创证券股票质押融资本金3.61亿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及律师费；同时，华创证券对姜伟质押的1.10亿股贵州百灵（002424）股票及孳息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并对相关房产、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及权益处置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这意味着，华创证券与姜伟等人之间总额17.61亿元纠纷中，关于3.61亿元的股票质押借款率先推进到“一审判决确认”。不过，这并不代表华创证券已经实现现金回收，也不意味着双方围绕14亿元纾困计划的更大纠纷已经落定。

14亿元纾困主案仍在审理，姜伟反诉牵出控制权争议

从公告看，本次判决对华创证券较为有利，法院不仅确认了3.61亿元本金债权，也支持其就利息、违约金、律师费等提出的主张，并确认其对多项担保资产享有优先受偿权。这一步的意义在于，华创证券在股票质押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获得一审司法确认，后续若判决生效，便可以围绕质押股票、抵押房产及相关合伙份额推进执行处置。

但阶段性胜诉不等于风险完全出清，质押股票能否顺利处置、处置价格是否足以覆盖本金及相关费用、被告是否上诉、执行周期会持续多久，仍将决定华创证券最终能够收回多少现金。尤其是1.10亿股贵州百灵股票属于上市公司股份，处置效果会受到股价、流动性、司法拍卖折价和股份变动限制等多重因素影响。

这起纠纷的根源，要追溯到2019年的纾困安排。当时，在贵州百灵大股东姜伟多次请求及地方政府协调下，华创证券通过两期资产管理计划，以股份转让形式向姜伟等提供14亿元纾困资金，持有贵州百灵1.61亿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11.54%。与此同时，华创证券还向姜伟提供股票质押借款3.61亿元，质押标的为贵州百灵1.10亿股股份。

此后，两期纾困计划分别于2022年7月、2024年3月到期，股票质押借款于2024年8月到期，华创证券方面认为，姜伟等未按约履行股份回购及还款义务，因此分别提起14亿元纾困计划违约案和3.61亿元股票质押借款违约案。

本次一审胜诉的只是后者，而金额更大的14亿元纾困计划纠纷，目前仍在审理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姜伟等已在该案中提出反诉，要求返还预付固定收益款、继续履行纾困协议、处置华创证券持有的贵州百灵股份并由华创证券自行承担或有损失，同时还要求停止“旨在取得贵州百灵控制权”的行为。

因此，这场纠纷已不只是普通债权追偿，也牵涉到纾困资金性质、股份处置责任、损失承担边界以及上市公司控制权预期等问题。3.61亿元案件的一审判决，增强了华创证券在追偿链条中的主动权，但还不足以决定整场纾困纠纷的最终走向。

华创云信盈利修复，诉讼影响资产质量预期

对于华创云信来说，华创证券是公司最重要的经营主体，也是这起诉讼的直接当事方。

2025年，华创云信实现营业总收入31.48亿元，同比下降6.08%；归母净利润1.82亿元，同比大幅改善。收入结构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约15.76亿元，投资收益约11.52亿元，说明证券业务与投资业务仍是利润波动的重要来源。

华创证券自身的体量更能说明这起案件的分量，2025年，华创证券实现收入26.31亿元、净利润4.03亿元；截至2025年末，总资产约502.3亿元，净资产约167.6亿元。也就是说，3.61亿元股票质押融资本金，已接近华创证券2025年净利润的九成；若把14亿元纾困本金一并考虑，则相当于华创证券2025年末净资产的8%左右。

这意味着，这起诉讼不会动摇华创证券的资产根基，但若能顺利回收，对利润表和资产质量都具有现实意义。相反，如果执行折价较大、14亿元主案久拖不决，相关风险仍会持续占用市场对华创云信的关注度。

贵州百灵业绩承压，财务合规与治理重建引关注

与华创证券相比，贵州百灵近年来的压力更为复杂。

从经营表现看，贵州百灵2025年营业收入约30.49亿元，同比下降20.31%；归母净利润亏损约1.04亿元，由盈转亏。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约6.44亿元，同比继续下降，但归母净利润恢复至2818.96万元，短期盈利有所修复。

不过，真正影响市场信心的并不只是利润波动，而是公司治理和财务合规问题。贵州百灵2025年年报被审计机构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保留事项涉及部分苗药产品原材料可变现净值判断，以及重组人内皮抑素注射液项目开发支出的可回收性，换言之，公司资产端仍存在需要进一步消化和验证的历史包袱。

监管层对贵州百灵的处罚，也使这家公司近年的财务可信度受到冲击。2026年3月，贵州证监局认定，公司未以权责发生制核算销售费用，导致2019年、2020年、2021年及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并对公司罚款1000万元。姜伟作为时任董事长，被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罚款500万元，并被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随后，姜伟辞去贵州百灵董事长、董事、代行董事会秘书、战略委员会召集人等职务。对于一家长期带有实控人烙印的上市公司而言，这不仅是高管变动，更意味着公司治理结构和外部信用都进入重塑阶段。

从纾困合作到司法追偿，双方风险交汇

这起案件最具戏剧性的地方在于，华创证券最初并非普通债权人，而是以纾困方身份进入贵州百灵股权链条。

2019年前后，A股上市公司大股东股票质押风险集中暴露，券商、地方国资和资管计划参与纾困并不罕见。但纾困资金往往伴随股份转让、回购安排、固定收益、浮动收益和增信措施，一旦被纾困方无法按期履约，双方关系就可能迅速从“合作化险”转向“司法追偿”。

姜伟方在反诉中提出“停止取得贵州百灵控制权”等诉求，也让这场纠纷带上了控制权争议色彩。对华创证券而言，其核心目标是收回本金、收益及违约金；对姜伟方而言，则试图重新界定纾困协议履行责任和股份处置损失的承担边界。法院最终如何认定，将影响14亿元主案的裁判结果，也会影响市场对贵州百灵股权稳定性的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华创云信自身也受到股东层面的风险，北京证监局今年6月曾对华创云信股东上海杉融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采取警示函措施，原因涉及一致行动关系未告知上市公司、减持达到披露比例未及时披露并停止交易，以及部分股权冻结、轮候冻结事项未及时告知上市公司。

因此，这场诉讼表面上是华创证券向姜伟追债，背后却是两家上市公司各自风险的交汇：一边是券商纾困资金的退出与回收，一边是贵州百灵财务造假处罚、审计保留意见、实控人离场后的治理重建。

对投资者而言，接下来至少有三方面值得继续关注：第一，姜伟是否上诉，以及3.61亿元股票质押案一审判决何时生效；第二，若进入执行阶段，1.10亿股贵州百灵股票及其他担保资产能以何种价格、何种节奏处置；第三，14亿元纾困计划违约案及姜伟方反诉如何裁判。只有这三条线逐步明朗，华创证券与姜伟等人围绕贵州百灵股权纾困形成的旧账，才算真正进入清算尾声。眼下，华创证券先赢下3.61亿元质押案一审，只是这场纾困纠纷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