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晚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与重庆市纪委监委同步发布了一则通报，主角是重庆银行（601963）原党委副书记、行长冉海陵。通报称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此时，距离他2023年8月到龄退休，算下来已过去将近三年。

通报发布后，重庆银行党委随即召开会议，通报相关情况。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市委决定，坚决拥护市纪委监委决定。

在重庆银行三十年的历史上，冉海陵是第一位被公开调查的总行级负责人。有意思的是，他执掌这家银行的经营足足十年，几乎可以说，他个人的职业轨迹与重庆银行在资本市场上的闯荡、资产规模的快速膨胀，是紧紧绑在一起的。

从基层教师到上市银行行长

翻开冉海陵的履历，他的起点并不在金融业。现年63岁的冉海陵出生于重庆酉阳，1981年起在彭水县担任中学教师，后转入党政机关，历任彭水县委办公室秘书、涪陵地委及行署办公室秘书、科长，并曾在涪陵地区罐头食品厂担任副厂长。1993年，他正式踏入金融系统，先后在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涪陵办事处、涪陵证券营业部及西南证券任职，期间还完成了法学研究生进修学业。

2003年3月，冉海陵加入重庆银行，出任党委委员、副行长，此后的二十年，他的职业履历便与这家银行紧紧嵌在了一起。2011年2月，他进入董事会任执行董事，2013年4月升任行长、党委副书记，直至2023年8月退休。在其任内，重庆银行接连迈出关键步伐：2013年11月在港交所上市，成为首家在港上市的内地城商行；2021年2月又登陆上交所，成为西部首家“A+H”两地上市城商行。同一时期，该行资产规模从2013年末的2067.87亿元增至2023年末的7598.84亿元，十年间扩张近2.7倍。

退休前后管理层密集调整

冉海陵的退休，似乎也拉开了一场管理层大换血的序幕。

2023年8月他辞任行长后，原重庆农商行副行长高嵩迅速接任，并于同年9月获批。仅过了几个月，2024年1月，担任董事长近六年的林军同样到龄退休，原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杨秀明于3月正式接任董事长。短短半年时间，董事长与行长两个核心岗位先后换任，这在重庆银行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副行长层面的变动同样频繁。2023年11月至2024年10月间，周国华、刘建华、杨世银等先后因工作变动离任，张松在获聘副行长仅半年后便转任专职党委副书记。与此同时，一批新面孔陆续补位：内部提拔的李聪、兼任首席风险官的王伟列、兼任董秘的侯曦蒙，以及同样来自重庆农商行的张培宗。几轮调整之后，重庆银行形成了以杨秀明、高嵩为首的“一正五副”架构，高管团队整体呈现出“70后”为主的年轻化特征。

十年规模扩张

管理层全面换新之际，冉海陵留下的财务印记，仍是新团队需要直面的课题。

执掌经营的十年间，重庆银行资产规模从2067.87亿元一路扩至7598.84亿元，增长了近2.7倍。但规模狂奔的同时，一些衡量盈利效率的指标却在悄然走低。总资产净利率从2013年的1.28%逐年下滑至2023年的0.72%，降幅超过四成；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也从2015年的18.36%降至10.14%。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资产越做越大，但每单位资产的赚钱能力反而在减弱。

收入端的变化同样引人注意。2021年，该行营业收入达到145.15亿元的高点，随后两年连续下滑——2022年下降7.23%，2023年再降1.89%，收至132.11亿元。有意思的是，同期净利润却不降反增，分别增长5.3%和2.2%，达到52.29亿元。这种“增利不增收”的背离，意味着利润的维系更多依靠成本压降或拨备调节，而非核心收入本身的增长来支撑。

进入2025年，重庆银行资产规模正式突破万亿元大关，新管理团队面对的，是一个体量更大、但结构偏重的摊子。当年利息净收入逆势增长22.44%，达到124.59亿元，对营业收入的贡献度从之前的七成多升至82.44%。细看驱动因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计息负债成本率下降了40个基点至2.18%，压降了资金成本；二是公司贷款大幅增加968.64亿元，增幅达30.95%，在总贷款中的占比升至77.46%。而另一面，零售贷款余额微降0.94%，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减少32.66%至5.98亿元，占营收比重已不足4%。这些数字放在一起，勾勒出的图景是：传统对公息差业务依旧是绝对主力，中间业务的支撑能力仍然有限，收入来源的多元性有待加强。

过去十年以规模驱动为主的发展模式，客观上塑造了重庆银行当前倚重对公息差的业务结构。对以杨秀明、高嵩为首的年轻管理团队而言，这一格局能否在后续得到逐步调整，仍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