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参考报》近日报道，苗药龙头贵州百灵（002424）与华创云信（600155）及其子公司华创证券之间的诉讼有了新进展：在华创证券先行起诉、要求贵州百灵实控人姜伟等偿还纾困资金、本金和利息后，姜伟提出了反诉，要求华创证券继续履约，将其持有的约1.6亿股纾困股份全部在约定期限内出售，并就其“恶意举报”等行为造成的股价下跌，向贵州百灵和姜伟赔偿损失。

《财中社》此前的文章《从“纾困”到“追偿”：华创证券向贵州百灵大股东追讨17.61亿元》中提到，2019年之后，姜伟多次对贵州百灵减持，累计套现超40亿元，并且其本人曾多次登上胡润百富榜，甚至贵为当时的“贵州首富”，并不是没钱。而之所以不选择对华创证券进行清偿，从这次进展来看，背后还有更加复杂的原因。

一场皆大欢喜的“纾困”合作，为何最终演化成一个反目成仇、对簿公堂的资本闹剧，一切还要从2018年说起。

18亿资金纾困“联姻”

2018年，由于前期大举投资酒店、旅游配套等项目，加上股价回调，贵州百灵实控人姜伟的股票质押比例大幅上升，个人资金链承压。在地方政府的撮合与多方协调下，华创证券作为“纾困方”登场。

2018年12月，贵州百灵公告称，华创证券、公司及大股东签署了民企支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通过纾困基金方式支持贵州百灵及实控人，整体资金规模不少于18亿元，首批8亿元在2019年一季度到位。同时，华创证券在公告中明确承诺，不论是华创证券还是其管理的纾困基金，均不谋求对贵州百灵的控制权，也不协助第三方谋求控制权；对应持股表决权在协议期内放弃；实控人享有约定条件下的优先回购权。

2019年，协议落地细化为两期纾困计划和一笔股票质押借款。华创证券通过资管计划，以每股8.72元和8.64元的价格，向姜伟等支付约14亿元，取得贵州百灵11.54%股权；同期向姜伟提供3.61亿元股票质押借款，质押约1.10亿股贵州百灵股份。纾困基金的存续期为3年，可展期为5年，要求华创证券在5年内各出售期通过二级市场、大宗交易等方式全部卖出贵州百灵股份，实现退出。

设想和计划很合理，但在执行层面很快就出现了矛盾。

控制权边界逐渐模糊

在合作初期，华创证券的确按照约定放弃了资管计划所持股份的表决权，但在2020年9月，华创证券以“加强资管计划管理、改善贵州百灵治理结构”为由，要求恢复纾困股份对应的表决权。2021年初，一支以周义峰为组长的“华创证券工作组”进入贵州百灵，二十余人分别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常务副总、副总、财务总监、结算主任等职位，按照贵州百灵管理层的描述，工作组掌控了公司的公章、财务章、网银U盾等关键资源，财务审核流程也在其主导下重构。

贵州百灵认为，这相当于华创证券从“财务投资人”向“实际控制者”滑行，公司虽然名义上的实控人仍是姜伟，但关键的经营与财务权力却被纾困方掌握，因此向贵州证监局提出举报。贵州证监局的态度则相对谨慎，其在回复中表示，根据现有证据和核查情况，未发现华创证券存在违法行为。

除了控制权问题外，更加令姜伟不满的是“退出问题”。按照协议，华创证券应在5年内通过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等方式卖出纾困股份，收回资金并获得合理收益。姜伟质疑称，贵州百灵在纾困期间一度触及11.97元/股，比华创证券的平均成本高出约30%，但华创证券在期间并未减持这部分纾困股份，反而等到股价跌到5块多、公司新药三期临床临近之时，引进战略投资者。对此，华创证券的解释则完全相反，其表示纾困资金之所以未能退出，是因为姜伟未按约回购股票、未按期支付利息，导致合同约定无法顺利履行。

这也体现出双方的根本分歧，姜伟认为，自己享有的是“优先回购权”，但这不等同于必须回购，即便不回购，华创证券仍然负有在约定期限内减持退出的义务。华创证券则强调：姜伟既没按约行使回购，也未支付约定利息，导致合同核心对价无法兑现，自己因此有权追讨本息和违约金。这也为后续的法律诉讼埋下了隐患。

对簿公堂，姜伟反诉

矛盾集中爆发的导火索，是一系列未果的引战，和贵州百灵的“ST”风波。

贵州百灵对外称，自2022年以来，公司多次尝试引进战略投资者、通过定增等方式筹资，以便回购部分股权、优化资本结构，但在关键节点总是遭遇来自华创证券的阻力，比如其前后搅黄了贵州百灵与四川生物医药产业集团、山东信托、上海金浦健服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合作。

另一个冲突的焦点，在于2024年华创证券派驻贵州百灵的多名高管，针对自己分管的财务领域向监管机构和中介机构提交举报材料，指称贵州百灵存在诸多财务与信息披露违规问题。这导致贵州百灵因相关事项被交易所实施“ST”风险警示，股价大幅下挫。

在纠纷的积累下，2025年矛盾终于爆发。8月14日晚，华创云信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华创证券已分别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云岩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贵州百灵实控人姜伟及一致行动人姜勇、张锦芬等，履行纾困计划和股票质押借款相关义务，涉案金额约17.61亿元，包括纾困计划本金14亿元、股票质押融资本金3.61亿元。

这起纠纷的最新进展，来自于姜伟的反诉。在相关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姜伟一方表示：华创证券未依法履行减持与退出安排，且在股价高位未通过减持实现退出，导致纾困基金未能完成“以市场化方式退出”的监管要求；华创证券派驻高管“组团举报”、多次阻挠战略投资者方案、对贵州百灵经营和声誉造成恶劣影响，请求法院判令其对贵州百灵、姜伟承担股票跌价损失等损害赔偿责任。

目前相关案件尚在审理中，法院尚未作出生效判决。贵州百灵的股价在低位徘徊，市值较昔日高点已大幅缩水。对于华创证券而言，尽管其通过诉讼和资产保全试图追回资金，但所持股票市值的变化和漫长的法律程序，意味着这笔投资已很难说是成功。这起纠纷也提出了一个亟待厘清的问题：当纾困方从“白衣骑士”转变为深度参与者甚至是对立者时，当初为拯救企业而设立的规则和边界，究竟应该如何被遵守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