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太平基金发布公告称，总经理曹琦、副总经理邓先虎于10月15日同时离任，董事长刘冬暂代总经理一职。这是这家保险系公募近九年内又一次高层“集体调整”。表面上是“工作变动”，但考虑到二人与母公司太平资产的监管处罚密切相关，市场解读更倾向于一次“延迟反应”的人事清理。

作为中国太平集团旗下唯一的公募平台，太平基金近年来频繁的人事震荡与业绩失衡，再次引发外界对保险系公募治理结构与战略独立性的反思。

监管阴影下的人事震荡

从时间线上看，太平基金此次高管调整与母公司太平资产的处罚紧密相连。

今年7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太平资产处以678万元罚款，指出三项违规行为：部分高管未经任职资格核准即履职、关联方信息档案报送不完整、保险资金违规投资非自主管理信托产品。在11名被追责责任人中，曹琦、邓先虎名列其中，均被警告并罚款。

这份处罚的违规时间区间集中在2015年至2021年，恰与两人于太平资产的任职阶段重叠。曹琦曾任太平资产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邓先虎则长期供职于该公司。距离处罚决定公布仅三个月，两人便从太平基金卸任，且未转任其他职务——这使“正常调整”的官方表述显得牵强。

在业内人士看来，保险集团的公募高管多由母公司体系内派任，当母公司出现监管风险或合规瑕疵时，子公司高管往往成为“连带调整”的对象。

事实上，自2016年中国太平入主以来，太平基金的高管结构一直处于高频更迭状态：总经理岗位平均任期不足两年，从王鹏、宋小龙到汪晖、曹琦，几乎每一次更换都伴随战略方向的重新审视。这次刘冬临时接任总经理职务，但其公募从业经验不足一年，能否稳住团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高管频繁更换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战略连续性削弱。太平基金过去五年多次提出“发力权益”的口号，但每次在组织重构和人事更替中被迫中止。2020年公司曾计划将权益类产品占比提升至30%，如今这一比例仍不足9%，目标与现实的落差凸显治理惯性难题。

债基撑场面、股基难突围

业绩与产品结构是太平基金内部矛盾的另一面。

Choice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0月22日，太平基金管理总规模约594亿元，其中债券型基金规模达470亿元，占比近八成。相比之下，股票型与混合型基金合计规模仅约50亿元，货币基金不足75亿元，形成典型的“债基独大”格局。

过度依赖机构客户是这类模式的共同风险。Choice数据显示，太平旗下多只债券型产品机构持仓比例超过80%，部分产品甚至高达95%。这意味着规模增长更多依靠保险资金和机构“输血”，而非市场化募资。

一旦机构集中赎回，规模下滑的冲击将极为明显。2024年下半年，公司已有两只债券基金因大额赎回从百亿级骤降至不足10亿元。

权益业务的长期低迷更凸显结构性困境。截至10月21日，太平基金旗下仍有5只产品成立以来回报为负，其中代表性产品太平灵活配置（000986）成立逾10年，累计亏损56.7%，年内回报仅1.17%，显著落后同期沪深300指数的17.1%。

自2015年成立以来，该基金已历经7任基金经理，平均任期仅2.4年，频繁的人事轮替使投研风格缺乏延续性，也反映出公司在权益团队建设上的长期掣肘。

业内人士指出，保险系公募普遍存在“固收强、权益弱”的结构性矛盾。母公司追求稳健收益与资本安全，更倾向发展低波动的债券业务；而公募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权益投资能力和产品创新。两者间的战略偏差，使得保险系公募的高管往往难以同时满足“风控”和“业绩”的双重诉求。

太平基金的例子尤具代表性：母公司治理风险引发监管关注，子公司高管层随之更换，业务重心随人事调整而摇摆。结果是债基规模表面稳健，权益业务持续萎缩，团队流失与产品亏损形成恶性循环。

从太平资产的罚单到太平基金的人事调整，再到业绩数据折射的结构失衡，太平系的这场连锁反应本质上是治理逻辑的再暴露。监管趋严令保险系资管集团不得不面对母子公司之间的界限问题：公募业务能否真正实现市场化运营、是否能建立独立的激励和风控体系，将直接决定其能否走出“规模稳但效率低”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