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百年人寿”）宣布，为确保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决定延期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一季度报告。

作为东北首家中资寿险法人机构，百年人寿已经不止一次“失约”了——事实上，自2023年一季度最后一次露面偿付能力报告之后，它的信息披露窗口已整整关闭了三年。

而在这一次延期的背后，层层缠绕的经营与治理死结依然难解：从280亿元巨额关联交易埋下的资金谜团，到推行12年未报备的违规股权激励引发的集体诉讼，再到资不抵债、偿付能力跌破红线的经营困局。

即便大连国资已入场受让股权，积重难返的历史乱局，也远未到松绑的时候。

地产资本的“提款机”

百年人寿的命运转折，根源于其长期扮演的股东“融资工具”角色。

根据2025年5月曾短暂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2011年底至2020年底，百年人寿累计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总额高达280.1亿元，涉及27个重大关联交易项目。

地产资本野蛮运作的逻辑，在杠杆比例上尤为触目：以大连万达集团为例，其仅以11亿元的出资额，便通过信托、私募等通道撬动了超过111亿元的资金往来。

截至该报告披露时，涉及万达旗下公司的关联交易剩余未收回金额仍达46.2亿元，占全部剩余关联交易余额的55%。

这种“血池”效应借助极其隐蔽且难以退出的通道实现，数据充分佐证了资金沉淀的顽固性。

除万达外，多家地产背景股东均利用险资为自身流动性“续命”：2017年6月，公司通过“增资+股东借款”方式向珠江投资旗下项目输送10亿元资金，至今关联交易余额仍高达9.9亿元，几乎未见清收；2020年投向苏宁电器的资产支持计划规模达27亿元，当前余额仍高达25.8亿元。甚至在二级市场波动中，险资也沦为股东套现的接盘方——公司曾斥资11亿元认购资管产品投向上海莱士，在底层标的股价暴跌近60%后，该笔投资在账面上虽显示余额为零，实际却已演变为巨额投资亏损。

长期利益输送与资产质量恶化的叠加，最终在2022年引发了资产负债表的系统性坍塌。

这一年，百年人寿退保金激增至178.4亿元，综合退保率攀升至9.64%。沉重的给付压力与关联交易清收困难，导致公司当年净亏损达27.1亿元，一举抹平了此前2015年至2021年累计盈利29亿元。

企业的资产厚度在短短15个月内被消耗殆尽：净资产从2021年末的81.7亿元骤降至2022年末的4.8亿元，跌幅超94%，并于2023年一季度正式转为-2.6亿元。

至此，百年人寿彻底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局，其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仅为64.43%，不仅远低于80%的监管红线，且因风险综合评级长期处于C类，公司被正式纳入风险处置范围，信息披露窗口随之关闭。

如果说巨额关联交易掏空了家底，那么百年人寿内部治理的失序，则在一场特殊的劳资纠纷中被彻底撕开了裂口。

被遮蔽的“留才计划”

2025年8月下旬，大连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涉及53名离职员工的集体诉讼。

这些曾经的中高层管理者要求兑付他们参与了长达12年之久的“高级管理干部长期股权激励计划”，涉及出资款本金达8000万元。

这项由首任董事长何勇生于2009年主导推出的计划，其运作数据折射出极不规范的治理逻辑。

该计划在2009年至2021年间共分6批实施，认购价格随公司扩张从最初的1元/股逐步上调至1.78元/股。

然而，这顶看似“留才”的红帽子，却隐藏着长达12年未向金融监管部门报备的致命缺陷。

员工方代理律师提供的证据显示，尽管员工累计投入了千万级资金，但在工商登记档案中，这53名员工从未获得法律意义上的股东身份，也从未行使过股东表决权或分红权。

合同细节进一步佐证了该计划的“明股实债”属性：协议明确约定了“保本保息”条款，规定员工持股满5年离职时，可获退本金及红利，其中红利取“上一年会计年度每股净资产增加额”与“五年期银行存款利率”的较高值。

这种典型的债权特征与眼下公司的偿付危机产生了激烈碰撞。百年人寿方面援引《公司法》的“资本维持原则”抗辩，理由是截至2023年一季度，公司净资产已转为-4.2亿元，陷入资不抵债，若此时按债权退还本息，将属于变相“抽逃出资”，直接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

昔日的“奋斗者”如今与公司兵戎相见，本质上是在为早年合规意识极度淡薄付出代价。

更具破坏性的是，治理风险已从激励纠纷蔓延至高管的信用坍塌。

2025年6月，公司高层震荡达到峰值：首任董事长何勇生、原总裁王天宏，以及董建岳、庄粤珉等3名前高管先后被查。

这意味着，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百年人寿在顶层设计、人员激励以及资本运作上，长期处于一种“半地下”的违规运行状态，其内部凝聚力与品牌信用，已在这一连串的制度性失效中被消耗殆尽。

国资入场后的深水区

眼看僵局难解，大连国资的入局一度被视作百年人寿的“救命稻草”。

2024年4月12日，百年人寿官宣增资方案：大连市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下称“大连金运”）斥资1.1亿元单方面认购1.1亿股新增股份，同时受让大连融达投资持有的8亿股股份。

这一“两步走”战略完成后，大连金运以11.5120%的持股比例超越大连万达集团（11.3855%），正式确立了第一大股东地位。

尽管此次增资在79亿元的注册资本总量面前规模有限，但其背后所代表的地方国资背书与信用修复，成为公司在偿付能力红线边缘博弈的关键筹码。

然而，要彻底解开盘根错节的“地产基因”死结，仍然面临一场极其脆弱的股权治理拉锯战。

百年人寿目前的股权结构高度碎片化，17家股东中有8家持股比例在10%以上，而第一大股东持股尚不足12%，这种“多头并立”的格局让决策效率长期承压。

更严峻的是，多数地产系股东已深陷流动性泥沼。企查查数据显示，持股10.1204%的江西恒茂房地产在2025年频繁质押股权，仅2025年第一季度（1月至3月）就通过5笔登记累计质押了约5.33亿股。进入2026年，股东层面的流动性危机进一步升级：2026年1月26日，持股10.1%的中国华建投资控股一次性将其持有的全部8亿股股份出质给北京华建盈富实业。

大面积股权出质意味着这些关键股东不仅失去了资本补充能力，其自身涉及的司法案件更随时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如大连一方地产持有的2亿股股权已处于冻结状态，随时可能面临司法拍卖与变相变更，令公司的治理生态雪上加霜。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3年上任的新领导班子正试图通过“启行工程”推动一场深水区的自我救赎。

执行董事、总裁戴文浩明确了五年战略转型蓝图，目标是在2028年收官之际，培养出1000位IDA寿险精英及300位微型保险企业家。

目前个险渠道已成为公司的价值中心，贡献占比超过50%。

2026年4月30日的再一次延期披露，恰是对现实的再次印证：业务改革必须率先经历一场治理“排毒”的阵痛。

在公开信息中断的1100多个日夜里，历史遗留的280亿元巨额关联交易清收、涉及8000万元的违规股权激励纠纷，以及资不抵债状态下的资产公允价值重估，至今仍在静默中承受着艰难的角力。

百年人寿能否在国资主导下真正脱胎换骨，既取决于个险端的增量改革能否持续造血，更考验它是否有勇气和能力，彻底切断过去十几年间与地产资本深度缠绕的利益脐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