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中社》此前的文章《如何量刑？中信建投前保代突击入股获利数百万》中曾提到，中信建投（601066）原投行部执行总经理杜鹏飞在企业上市前突击入股，于2025年4月被移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起诉；一审时，检方以受贿罪提起公诉，认定涉案金额为410万元，建议判处10-11年有期徒刑；但辩方认为，杜鹏飞的身份并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应该按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且杜鹏飞最终实际到手金额约200万元，因此认为检方给出的量刑建议过重。

关于身份认定和涉案金额认定的问题也构成了这起判决的核心争议。根据《财新》报道，2025年12月5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其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2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对违法所得410.64万元予以没收上缴。

身份认定：形式任命+实质公务

之所以按照“受贿罪”判决，而非量刑更轻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核心原因在于法院认定杜鹏飞的身份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此前，杜鹏飞的代理律师之一方勇提出了两条理由：其一，杜鹏飞在认购振华新材股票时就已经“实质控制财产性利益”，此时他的总监（D）职级由中信建投执行委员会任命，不应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其二，保荐代表人提供的是市场化商业服务（尽调、辅导、推荐上市并承担保荐责任），并非刑法意义上的“受委派从事公务”，也不直接监督管理国有资产，身份认定应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

不过，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法院查明，中信建投属于国家出资企业，依据公司章程，执委会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依据总部岗位职级管理办法，外聘D及以上职级人员需经提名、集体考察、人力资源部呈报经营决策会议审批后办理手续。 在此基础上，法院列举了两次关键任命节点：2018年12月执委会决定聘任杜鹏飞为投行部总监（D），且会议决议抄送公司党委委员；2021年12月公司党委会决定聘任其为投行执行总经理（ED），法院据此认为其身份判定具备“形式要件”。

更关键的是法院对于“实质”的界定，它提出在国家出资企业中，“公务”可区分为公司性公务与国家性公务，并且国家性公务包含于公司性公务中；杜鹏飞受公司指派担任振华新材IPO项目负责人、保荐代表人，除IPO保荐外还承担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具有明显经营、管理属性，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同时，法院进一步把“入股机会”本身定性为利益输送：虽然保荐协议基于平等自愿签订，但其中亦存在职务便利；在本案中杜鹏飞的职务履行对振华新材IPO具有重要、实质作用，其获得“入股机会”属于以交易形式非法收受巨大股权利益，符合受贿罪构成要件。

受贿金额：实际所得 vs “主导分赃”的时点

案件的另一项争议在于受贿金额，这直接决定了对杜鹏飞的量刑空间。辩方认为，杜鹏飞“突击入股获利”应按他个人所分到的约200万元计算，认为公诉指控存在明显认定错误。

但法院采取了不同的“既遂时点”口径：其认为2022年9月股票减持后，杜鹏飞开始主导分赃，此时对股权利益起到实际管理控制作用，因此应以该时间点认定犯罪既遂，犯罪数额应认定为约410万元。 与之呼应的是判决结果中对违法所得的处理：没收上缴金额精确到410.64万元。

也就是说，法院并没有将“到手多少”作为判决的唯一标准，而是把“对受贿所得的控制/处分（主导分赃）”作为认定既遂和金额归属的关键锚点，也因此将案件推向“数额特别巨大”的定性区间。

这起案件的判决也释放了一个信号：在过去，“保代突击入股”更多落实为行政处罚，比如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市场禁入等措施，即便进入刑事，也常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处理，量刑相对较轻，而杜鹏飞最终被定性为“受贿罪”，以“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为定罪量刑基础，刑期显著上移，这一判例或对国资券商投行人员的执业风险边界产生深远影响。

目前已有知情人士表示，杜鹏飞因不服一审判决，决定继续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