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31日，中国建设银行（601939）发布人事公告，生柳荣因年龄原因辞去首席财务官职务，辞任自当日起生效，且不再在建行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从厦大到建行

生柳荣的职业生涯兼具浓厚的学术色彩与深厚的“建行基因”。

1965年11月出生的他，在厦门大学完成了十余年的金融学术积淀，1986年获金融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货币银行学硕士学位，1997年最终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步入银行实务界前，他曾留校任教，因学术表现突出被破格晋升为讲师、副教授，还获评“厦门大学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1998年，生柳荣正式调入建行厦门分行，开启了在建行体系内超过20年的职业生涯。

他在基层历练扎实，历任国际业务部、公司业务部总经理，2003年10月至2014年7月间担任厦门分行副行长长达11年，随后升任厦门分行行长。

这段地方分行履历让他对一线业务具备极强的洞察力和实操能力，也为其2017年9月赴总行任职、掌舵核心部门奠定了基础。

出任金融市场部主要负责人及总经理期间，生柳荣直接管理建行规模高达5万亿元的债券投资组合，被称为“五万亿航母掌舵人”。

2020年至2024年担任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理期间，他着力构建完善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以应对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挑战。

2022年11月起，他正式出任首席财务官，负责这家资产规模超45万亿元金融机构的财务与资产负债管理工作。

在利率市场化导致行业息差普遍收窄的背景下，生柳荣展现出较强的专业定力与管控能力。他曾在多次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建行通过合理处理总量与结构关系，有信心维持净息差的同业领先水平。

相关数据支撑了这一表述：2024年，建行净息差维持在1.51%的水平；而到了全行业利差继续承压的2025年，其净息差仍稳健控制在1.34%。在四大国有行中，建设银行是唯一一家净息差仍保持在1.3%以上的银行。

此外，生柳荣在任期间也推动了股东回报的制度化。担任首席财务官期间，他统筹推进建行中期分红计划，将红利发放从“一年一次”调整为更灵活的节奏。2025年，建行拟派发现金股息1016.8亿元，其中中期分红已完成486.1亿元，规模化的现金回馈提升了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获得感。

建行最后一个百万年薪高管？

生柳荣曾是建行薪酬最高的高管，也是2025年该行唯一一位年薪超百万的高管，其薪酬并未一直维持高位，而是经历了明显的结构性下调。

在2023年，生柳荣的税前合计薪酬为177.59万元，在当时的高管薪酬榜中位列第三，排在首席信息官金磐石（179.03万元）等高管之后。

然而，随着行业薪酬结构的整体收缩，到2024年，生柳荣凭借137.40万元的薪酬总额，以微弱优势超越金磐石（137.37万元）跃升至全行首位。

进入2025年，在全行高管薪酬悉数回落至百万以内的背景下，生柳荣以100.31万元成为该行唯一一位勉强维持在百万元线以上的高管。

从近三年的纵向对比来看，生柳荣的薪酬从接近180万元的高位逐步回落，短短两年累计降幅高达43.5%。

这种“降峰平谷”的薪酬调整并非生柳荣个例，而是建行高层薪酬体系的系统性调整。

以首席信息官金磐石为例，其年薪也从2023年的179.03万元逐步下行。

2023年，建行有多位高管年薪处于170万至180万元区间；到2025年，除生柳荣薪酬勉强维持在百万元线外，其余业务总监与首席官的薪酬均回落至百万以下。

更为明显的变化是“薪酬倒挂”现象的修正。在国有金融机构过往治理中，组织部任命的董事长、行长（标准高管）与市场化选聘的首席官、业务总监（专业经理人）之间，存在明显薪酬差异。

2023年，生柳荣薪酬（177.59万）是时任董事长张金良（88.34万）的2倍有余；2025年，随着董事长薪酬微增至93.45万元，两人薪酬差距大幅收窄至仅约7%。

这一数据变化释放出明确信号：金融行业“限薪令”已进入深水区，职业经理人的定价溢价正逐步收缩。曾经被视为人才吸引力标志的“百万年薪”，在国有大行中正逐步回归理性。

专职副书记“空降”与年轻化的少壮派

生柳荣的离任，成为建行高管层新老更替加速的重要节点。随着他这一代“老建行”的逐步退场，建行高管层的新老交替正步入加速期。

据财新报道，这一轮高管新老更替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是，在强化“党管金融”、落实新《公司法》（即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原监事会职权）的背景下，建行正式补齐专职党委副书记这一关键岗位。

现年58岁的孙孝坤（1968年7月生），结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约两年半的副行长任期后，拟调任建行担任专职党委副书记。

孙孝坤的调任在四大行中具有特殊性。工行、农行、中行的专职副书记均由本行副行长转任，孙孝坤则是四大行中唯一从外部“空降”的专职副书记。

从履历来看，他拥有暨南大学金融学专业背景，且从业经历扎实：1994年至2016年在国家开发银行深耕22年，相继主理信用管理局、风险管理局、信息科技局及人事局等核心部门。

这种跨越风险管理、金融科技与人力资源的全方位从业背景，让他面对资产规模超45万亿元的建行时，具备在复杂环境下优化公司治理的“跨界”视野。

他在农发行期间，推动相关贷款2025年累计投放达2.98万亿元，这份服务国家战略的经验，将为建行在“十五五”规划中的定位提供支撑。

与外部“空降”的专职副书记相呼应，建行高管团队呈现“年轻化”趋势。

2026年1月28日正式履职的副行长唐朔，出生于1978年11月，年仅48岁，是目前五大行中最年轻的副行长之一。唐朔出身交通银行，在交行江西分行、北京分行及总行业务总监岗位上积累了丰富实战经验，成为建行高管团队中的“外部新鲜血液”。

他的加入，让行长张毅领衔，副行长纪志宏、李建江、韩静、雷鸣、唐朔组成的高管梯队，在年龄与从业背景上形成更科学的阶梯分布。

高管层的人事调整，影响正逐步传导至核心一级分行。消息显示，建行系统内综合实力靠前的深圳分行与苏州分行，近期均在酝酿行长级别人事调整。

现年54岁的深圳分行行长王文兵（1972年生）与49岁的苏州分行行长孙龙才（1977年生），均是建行内部少壮派干部代表。

王文兵有安徽、苏州、深圳等多地分行任职经历，在金融科技助力资源下沉方面实践丰富；孙龙才长期深耕总行人力资源部与江苏分行，具备扎实的管理与业务经验。

两人的任职及潜在调整，体现出建行正通过关键岗位人员轮换，推动金融资源更精准地向新质生产力与科创领域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