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7日，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完成一笔股权拍卖，贵州银行（06199）1亿股内资股顺利成交。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见证下，贵州水投资本公司以9200万元起拍价，竞得这笔曾多次流拍的股权。

此次首拍成交并非单纯的市场化交易，竞得方贵州水投资本公司既是贵州省水利投资集团全资子公司，也是贵州银行第九大内资股股东，这场股权处置带有国资内部整合性质，用于缓解贵州银行的股权结构压力。

国资的托底式整合

此次拍卖的1亿股股权，原持有人为贵州钟山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钟山开投”）。

这家成立于2012年11月的国有企业，由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政府实际控制。其股东结构清晰，六盘水市钟山区国有资产和金融服务中心持股99%，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持股0.9109%，核心业务涵盖水利基建、房产开发、农产加工等领域，曾深度参与六盘水钟山区重大基建项目落地。

但受区域经济下行及基建回款放缓双重影响，钟山开投陷入流动性困境，自身风险达65项，涉及251起法律诉讼，2025年12月被列入被执行人（执行标的1023322元），且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所持金融资产也成为债务处置的重要筹码。

这笔1亿股内资股的变现过程颇具坎坷，其处置背景可追溯至2019年6月——钟山开投曾将该笔股权出质给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目前该质押状态仍为有效，这也成为该股权进入司法拍卖程序的重要诱因。

早在2024年9月和11月，该笔股权曾分5笔在京东拍卖平台公开处置，均因市场承接意愿不足而流拍。

直至2026年1月，起拍价经数轮折让，较首次挂牌价下调6.58%至9200万元（折合每股约0.92元），才由具有省属国企背景的关联方贵州水投资本公司接盘。

这种带有国资托底色彩的股权整合，近期在贵州银行股权处置中并非个例。

就在此次成交10天前（1月15日），贵州水投资本公司刚以1842.5万元底价，拿下贵州宏财投资集团所持的2000万股内资股。

短短两个月内，这家省属水利投资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已在法拍市场累计增持1.2亿股，其作为第九大内资股股东的战略布局意图愈发清晰。

与这些有国资托底的资产形成对比的是，缺乏相关支持的股权处置境遇更为艰难。

目前，贵州宏财名下仍有约6025万股内资股在阿里资产平台挂牌变卖，变卖价定为6131万元——这已是在评估价基础上打6.4折（降价36%）的优惠价格。

但截至目前，长达60天的变卖期已过大半，报名人数仍为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资本对陷入债务危机的城投类股东资产的谨慎态度。

事实上，贵州银行的股权结构已承受较长时间的压力，此次拍卖只是系列股权风波的一个缩影。

从早年间遵义天安集团1.3亿股股权大规模流拍，到2025年以来多家核心股东司法风险集中爆发，该行股权结构的稳定性持续受到挑战。

具体来看，2025年，贵州省梵净山投资控股集团被执行金额累计达9.8亿元，其持有的1.4亿元贵州银行股权已于同年8月被司法冻结；第三大股东遵义国投因关联债务纠纷，2025年产生多笔强制执行记录，执行标的额累计超3068万元；即便拥有财政背景的六盘水曙光置业，也因拖欠厦门国际银行7250万元贷款，导致所持5021.4万股股权被迫进入司法程序，且该笔股权在2025年6月拍卖时，因起拍价较当时市价溢价38%而遭遇流拍。

这些深耕地方基建、房产领域的股东，大多陷入“债务违约—股权冻结—法拍打折”的恶性循环，而股东端的流动性压力，正逐步向银行端传导。

十年合规防线的逐步失守

股权市场的冷清背后，是贵州银行内部治理在2023年至2025年间经历的系统性动荡。

2025年12月4日，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贵州银行原董事长李志明因职务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6个月，其职业生涯在花甲之年画上句号。

法院查明，2013年至2023年的十年间，李志明利用担任湖北银行副行长、贵州银行董事长的职权便利，在贷款发放等事项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310万余元。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2018年至2020年贵州银行冲刺上市的关键时期，他明知相关企业不符合贷款条件，仍违规发放贷款共计3亿余元，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

与李志明几乎同步“落马”的，是曾掌舵经营层的“二把手”许安。

2025年2月8日，贵州省纪委监委正式通报，给予许安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双开”处分。

调查显示，许安丧失理想信念，“靠金融吃金融”，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利工具，不仅大搞权钱交易，还在职工录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涉及多项违纪违法事实。

李、许二人任期高度重合，导致银行决策与执行环节出现合规监管真空，“将帅齐落”的局面，直接引发贵州银行内部治理的连锁动荡。

高层腐败的背后，是核心管理部门的集体失责。2024年2月，曾任贵州银行风险总监近8年的首席专家王向东被查，作为本应守住银行风险底线的“守门人”，其手握全行信贷风险管控与核心业务统筹关键职权，他的落马也意味着该行风险隔离机制已出现严重漏洞。

高层与核心管理层的动荡，逐步传导至总行职能部门与基层分支机构。2024年5月，村镇银行管理部原总经理李国文被查，其涉及的信贷审批乱象，将风险延伸至金融服务末梢；同年11月，安全管理部原资深专业经理李克勇落马，作为负责案防管理的中层人员，其自身违纪违法也成为内控失效的典型案例。

六盘水分行更是在此期间沦为腐败重灾区，原分行行长李克勇、营业部原总经理张登奎、风险管理部原总经理张永栋先后因内控合规失守被查处。监管部门的处罚也印证了问题的严重性：2025年7月，张登奎与张永栋被禁止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六盘水分行则因案防与员工管理不到位，短期内连续两次被各处以50万元罚款。

事实上，贵州银行的合规问题早有征兆。

早在2021年李志明卸任之初，监管部门就曾一日之内密集开出15张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总额达570万元，涉及“逆程序调整内部机构设置”“理财产品相互调节收益”等多项违规行为。

这些线索串联起来不难发现，十年间，该行的合规防线从局部薄弱，逐步演变为系统性内控不足。

净息差探底与资产质量的双重考验

股权变动的持续影响与管理层的此前动荡，均在贵州银行的经营业绩中有所体现。该行的财务报表，清晰反映出其过往经营情况，以及在多重压力下资产质量与盈利能力的实际状态。

从营收与净利润表现来看，贵州银行的经营走势呈现波动态势。2019年上市之初，该行营业收入以22.2%的高速增长，达到106.8亿元。但随后几年，增长势头逐步放缓，2023年营收录得113.29亿元，同比下降5.45%。尽管2024年营收回升至124.05亿元，增速反弹至9.50%，但净利润增长未能同步跟进，2024年净利润为37.79亿元，较2022年的38.29亿元仍有小幅差距。进入2025年三季度，该行实现营收87.46亿元，净利润31.05亿元，整体盈利规模维持在窄幅震荡区间。

作为盈利核心指标，净息差（NIM）的变动最受关注。数据显示，贵州银行的净息差从2019年的2.82%一路收窄，2023年跌破2%关口至1.77%，并在2024年维持这一水平。这意味着短短五年内，该行每百元生息资产创造的利差收益缩水约105个基点，反映出在区域经济调整、利率中枢下行及资产端收益率承压的背景下，银行传统存贷业务的盈利空间被大幅压缩。

为应对传统业务盈利压力，贵州银行逐步发力中间业务，非利息收入占比从2019年的7.55%提升至2024年的23.72%，但增长仍有短板。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2024年录得3.01亿元，较2021年4.28亿元的高点仍有明显差距，显示出中间业务的增长后劲仍需进一步挖掘。

相较于盈利能力的波动，资产质量的变化更直接地考验着银行的风控能力。2019年至2024年，贵州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从1.18%升至1.72%。2024年报显示，该行信用减值损失高达45.15亿元，较2019年的31.73亿元增长约42%。大额减值计提虽体现了银行审慎经营的态度，在财务上起到了风险缓释作用，但也侧面反映出此前业务扩张阶段留下的信贷风险隐患。

从最新二级市场表现来看，截至2026年1月29日，贵州银行港股报价0.98港元，总市值143.0亿港元，每股净资产3.724港元，市净率0.26，股息率5.59%。但当日仍无实际成交，延续了此前流动性低迷的态势

2026年初的两场股权拍卖，显现出贵州银行通过“国资回流”处置股权风险的思路。省属国企的接连增持，暂时缓解了股东风险带来的股权结构压力，但这只是风险处置的开端。

未来，贵州银行能否摆脱此前困境、实现稳健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彻底整改内控缺陷、坚守银行经营本源。金融行业风险与收益相伴相生，唯有扎实推进内部修复与业务调整，才能逐步改善经营状况。